從事翻譯最主要的動機，就是我認為“譯者活在借來的生命中”。比方說，我想寫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作品，但是我沒有那種天分，寫不出來，于是藉著翻譯他的作品來表達自己內心深處想要表達的東西。

劉紹銘 單德興

家庭與學思背景

單德興（以下簡稱“單”）：能否先請您談談自己的家庭及教育背景？

劉紹銘（以下簡稱“劉”）：我的情況很特殊，從小沒父沒母，在1956年去臺灣讀大學以前，我沒有一個完全屬于自己可以看書的環(huán)境。我在香港沒看過什么翻譯的書，因為那時候我打工的錢只夠糊口，根本買不起那些書。你看我的自傳《吃馬鈴薯的日子》就知道，我都是自修，包括看報紙，所以報紙的副刊對我影響非常大。1950年代的香港報紙副刊至少是文字清通，不像今天的報紙，質量參差不齊。我到臺大外文系以后，就是跟同學一起看書，可是我們都不是一般定義下的好學生，但會在下課后找夏濟安老師聊天。夏先生的學問很好，只是有點口吃，課堂上講書有時聽來像天馬行空，但私下聊天時對學生卻很有啟發(fā)，有時閑聊中的一句話就讓我茅塞頓開。

單：那么臺大外文系的課程對您的翻譯養(yǎng)成有什么影響？

劉：我覺得初階的翻譯是可以教的，但高階的翻譯則要靠自己領悟。我在臺大外文系時是由朱立民先生教我們翻譯，那是在1958或1959年，他剛從美國杜克大學拿到英美文學博士學位回臺灣。他對于米勒的劇本很感興趣，所以教材就選用他的名劇《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班上有十一二個同學，朱先生就叫每個人翻譯幾句，基本上就是oral translation（口譯）。這樣其實我們學不到什么東西。并不是我在批評老師，而是當時的資源有限，要是我去教也一樣。當時沒有教科書，什么都是“土法煉鋼”。余光中先生用王爾德的劇本給學生翻譯是個挑戰(zhàn)，因為王爾德喜歡玩文字游戲，不容易翻譯。余先生后來在香港中文大學開翻譯課時，要學生交翻譯作業(yè)，他批改了以后發(fā)回給學生重抄、訂正，訂正完再交回來給他看過，這種教法真是太辛苦了。

借來的生命：翻譯猶太裔美國文學

單：您后來從事翻譯的動機為何？

劉：最主要的動機就是我認為“譯者活在借來的生命中”。比方說，我想寫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作品，但是我沒有那種天分，寫不出來，于是藉著翻譯他的作品來表達自己內心深處想要表達的東西。

單：您英譯中的作品里很多都是猶太裔美國文學，為什么？

劉：其實一開始我完全不知道那幾本小說的作者是猶太人，所以我并不是有意為猶太裔美國作家發(fā)聲。我在印第安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周圍沒有什么中國朋友，只身一人，非常寂寞。有一天我在書店偶然看到《伙計》這本書，在那之前我從來沒聽過瑪拉末這號人物。這本書我一看就迷上了，于是幾乎把他所有的作品都找來看。《伙計》寫的是有關“redemption”這個主題，而這是中國文學傳統(tǒng)里所沒有的，因此把“redemption”譯為“救贖”其實并不是那么理想。至于辛格的作品也是偶然發(fā)現(xiàn)的，也讓我很感動，于是翻譯了他的《傻子金寶》（Gimpel the Fool and Other Stories）。書中的主角傻子金寶相信救贖與天堂，如果不是用宗教的觀點來看，這個故事簡直難以置信。在我翻譯他的作品之后，他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在翻譯辛格之前，我翻了貝婁的《赫佐格》（Herzog），他也是猶太人。談到這本小說的中譯，我有一件事多年耿耿于懷。我開始翻譯《赫佐格》的時候，人在香港，但譯到一半時必須離港，把我整個計劃都打亂了，所以那本書的后半我就找顏元叔先生來譯。他是我臺大的學長，比我高四班，當時是臺大外文系主任。所以《赫佐格》的前半部是我譯的，后半部是顏先生譯的。這些譯作都由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當時戴天就在那里工作。

當時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透過戴天認識美國新聞處負責美國文學中譯的費德曼（Harvey Feldman，音譯）。他們找我翻譯，我就自己挑了那些作品。巧的是，費德曼也是猶太人，但我起先并不知道。我從前有段時間擔任職業(yè)譯者，為了拿譯酬也就沒什么挑。有了大學的教職之后，不必靠翻譯過活，就可以挑選自己想要翻譯的作品，在那之后沒有一本翻譯是人家指定給我的。

翻譯《一九八四》

單：您還翻譯過奧威爾的名著《一九八四》。

劉：《一九八四》也是我借來的生命。我所謂“借來的生命”跟認同有關，我不認同的東西就不會翻。香港《信報》的老板林山木（筆名林行止）是我的老朋友，我1973年開始為他寫稿，1983年他想到要我翻譯《一九八四》，先在《信報》上連載，之后再出書。

單：當時也在臺灣的《皇冠》連載。

劉：是的，《一九八四》同時在港臺兩地連載。1970年代，在臺灣是好年頭，《聯(lián)合報》《中國時報》跟其他出版業(yè)生氣勃勃，兩大報的副刊各用十幾個人，時報老板余紀忠親自介入，在人間副刊辟了一個海外專欄，專門向海外學者邀稿。當時有報禁、黨禁，我們就以“海外學人”的身份在文章里夾帶個一兩句、一兩段，透露一點消息。至于在臺灣境內，編輯也賣命拉稿。我聽說有副刊主編向古龍拉稿時，古龍拿臉盆盛滿酒說：“你喝光我就幫你寫稿?！本瓦@樣子拉稿，幾乎把命都賠上。我的《二殘游記》登出來時，一天到晚電話響個不停，都是來拉稿的，英文管這叫“courtship”?！吨袊鴷r報》的高信疆跟《聯(lián)合報》的痖弦斗法的時候，有時報文學獎、聯(lián)合報文學獎等等，每逢出書就舉辦演講會，很熱鬧。很多香港作家跑到臺灣去參賽，在臺灣領風騷。

單：您的《一九八四》先是臺灣的皇冠版（1984）和東大版（1991），最近又有大陸版（2010）。我好奇的是，皇冠版把原書附錄的“新語原則”（“The Principles of Newspeak”）由正文之后改到正文之前，是什么原因？

劉：我不知道，因為我把譯稿給他們之后就隨他們處理，不再介入。

單：皇冠版把它放在正文前有點阻礙讀者的閱讀，東大版就放回正文后面。東大版除了原先那篇譯序《日漸伸長的影子》之外，又加了一篇新的前言。

劉：我只能說皇冠版比較市場取向，東大版比較嚴謹。

單：東大版的前言里，結尾時您強調，如果有人要您列出十本改變您人生的書，您會毫不猶豫地把《一九八四》列為首選。

劉：的確如此。

單：請問大陸的出版社是怎么跟您接洽的？銷售情形如何？您先前提到董樂山的大陸譯本，說那個版本只印了四百多本，流通不廣。

劉：北京的出版社直接寫信給我。出版后，我看了書里的文字，他們都沒有改動，這很難得，應該是大陸真的很認真看待《一九八四》這本書。我翻譯的簡體字版銷路應該不錯，但實際賣出多少我并不知道。

編譯中國文學之英文選集

單：您也把不少中國古典文學、現(xiàn)代文學與臺灣文學推介給英文世界。

劉：我編譯的英文選集全都是為了服務——既服務這個領域，也服務自己。為什么呢？因為美國大學生的中文程度很有限，我自己編輯或與人合編的那幾本書基本上是教科書，全都是為了課堂上的現(xiàn)場需要，既是我自己教學所需，也為這個領域提供教材，算是學術服務。編譯這么多書犧牲了自己很多做研究的時間。編譯出書之前，每次上課都要看看今天有多少學生，然后去影印資料給他們。比如說，像魏理（Arthur Waley，1889-1966）翻譯的杜甫詩已經絕版，想買都買不到，只有用影印的。但是后來法令保障知識產權，不能隨意影印教材，所以就需要出這么一本書。

單：有這種需求的老師應該很多，但只有您跳出來做這件事。

劉：因為這里還涉及功利的因素。在美國出版論文或專書在核薪和升等的時候都用得上，但是編譯教科書卻不算學術貢獻，審查的人不會把翻譯工作考慮在內。要是沒有需要給學生教材的急迫感，我也不會去做。至于編譯的書中有兩本關于臺灣小說，是出于另一個動機。1970年代，臺灣在國際上像是小媳婦，沒有人聞問，國際學界根本不重視臺灣文學。我在臺灣念大學，對臺灣有很深厚的感情，于是編譯了兩本臺灣小說選集。那個時候要找出版社出這種書很不容易。

單：《臺灣小說選：一九六～一九七》，1976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香火相傳：一九二六年以后的臺灣小說》，1983年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

劉：第一本選集是透過夏志清先生的關系，第二本選集則是我們自己打出來的路子，因為當時我負責編輯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的相關叢書。雖然我不是臺灣人，連一句臺灣話都不會講，可是那個時候國際上注意的都是大陸文學，沒有人注意臺灣文學。因此，我編譯這兩本書也是一種借來的生命，因為我想在國際冷落臺灣的時候做一點有關臺灣的東西。我那時注意到的作家包括陳映真，還為他編了一本選集。

單：記得我是在大二時第一次讀到陳映真的作品，就是您編的《陳映真選集》（1972），由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版，開數(shù)小小的，和臺灣出版的書在外觀上明顯不同。我在公館買到那本書時還覺得奇怪，為什么這位臺灣作家的選集是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后來才聽說陳映真是政治犯。

《現(xiàn)代文學》的創(chuàng)辦與譯介

單：你們當初在辦《現(xiàn)代文學》時，就譯介了不少外國文學作品與思潮。

劉：我們在辦《現(xiàn)代文學》的時候，最早是王文興主張譯介卡夫卡。

單：第一期就是卡夫卡專號，封面就是卡夫卡的畫像。您還記得自己翻譯過哪些作品刊登在《現(xiàn)代文學》嗎？

劉：我翻譯過卡夫卡的《饑餓藝術家》。當時我們許多人都參與翻譯，譯作也刊登出來。我們就讀臺大外文系，英文程度雖然比一般人好，但還不到可以翻譯那樣的作品。我絕對不相信我們的理解能夠完全正確無誤，一定有些誤譯，現(xiàn)在回想起來都感到有些汗顏。如果你不提起，我根本就不敢談。

單：在我念大學時，《現(xiàn)代文學》已經變成了一則傳奇。

劉：《現(xiàn)代文學》對我來說是一段美好的回憶。那時候我常常到夏濟安老師在溫州街的宿舍請益。就文學批評而言，他最推崇艾略特；就小說而言，他很欣賞狄更斯。夏老師的英文都是從這些大家學來的，是維多利亞晚期風格，漂亮得不得了。他們兩兄弟的英文風格不同，夏志清先生的英文是學院的風格，而夏濟安先生的英文是維多利亞晚期風格，是狄更斯的風格，味道高雅，讀來有余韻。那時候我們都是小毛頭，但他要我們注意許多事情。比方說，他說蔣介石在大陸失敗，知識分子難辭其咎，因為大家都太懶了。他也說，《一九八四》老早就應該翻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也是老早就應該翻譯，所以我二十多年后翻譯了《一九八四》。從這里就可以看出來一個老師能對學生有多大的影響。

譯著唐人街文學

單：您在譯介華裔美國文學時是有心介入。

劉：由于從前幾乎沒人談過唐人街文學，我就多少寫了一點。我采納的是唐人街的廣義定義，其實我們并不是住在唐人街。我想我要是生在古時，一定是個游俠之類的，因為我愛打抱不平。像我為了臺灣文學、臺灣朋友而做的事就是這樣的例子。為什么我要介入唐人街文學呢？因為我是廣東人，懂得他們講的話，知道唐人街里的人的痛苦、挫折、期盼……

單：唐德剛先生在給《渺渺唐山》寫序時，提到要做華美文學研究必須具備四個條件：華僑、廣東人、學者、中英文俱佳。他說，放眼望去，唯一符合這四個條件的就是您了。

劉：我跟唐先生不熟。他看過我的《二殘游記》，后來在會議上見過一面。你不提，我都忘了這回事。那篇序言可能是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請他寫的。

單：您在序言中提到，其實研究唐人街文學對您的學術專業(yè)來說是“不務正業(yè)”。

劉：因為這對學校里的升等沒有幫助，也無關我的學術探究，完全是我個人的興趣而已。

單：除了個人的興趣之外，是不是也有一種使命感？因為唐德剛先生在序言結尾時特別提到這是對您的“天降大任”。

劉：講“使命感”就太嚴重了。事實上，我就是要引起眾人對唐人街文學的重視。這些寫作其實不可能改變什么，因為年輕一代根本不留在唐人街，老早就搬出去了。唐人街是已逝去的世代，很少人以此為榮。美國盛行多元文化之后，華裔美國文學才得到應有的地位，這個領域現(xiàn)在已經發(fā)展得很蓬勃了，我根本沒辦法跟上。

單：您那兩本與華裔美國文學相關的書在臺灣出版，背后有什么故事？

劉：沒有，完全沒有故事。因為我在臺灣待了那么久，多年來也在報章雜志上寫文章，和一些出版社的編輯有接觸，否則這兩本書是不容易找到出版社的。不過那時臺灣處于1970年代的黃金時代，氛圍欣欣向榮，現(xiàn)在時機就不比從前了?！睹烀焯粕健分械脑S多文章原本是在《中華日報》副刊刊登的，副刊主編蔡文甫也做得很賣力。

語言與環(huán)境

單：香港和臺灣的翻譯有沒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特色？

劉：香港和臺灣有些用語不同，香港顯然受到廣東話的影響。譬如國語講“我先吃”，廣東話是“我吃先”。臺灣的讀者看到這樣的句子也能理解。香港人看臺灣的文章也沒問題。但大陸就不同了，他們意識形態(tài)強，好用一些術語來唬人，聽起來好像很高深，其實不然。他們許多翻譯對我來講是alienation（異化）。

單：這種情況是不是跟他們翻譯馬列作品或魯迅主張直譯有關？

劉：唉！但是提到中文翻譯，香港和臺灣的用語有許多地方可說是大同小異，像“辣妹”就是從臺灣傳到香港的，而大陸的表達方式則不同，有些生硬。我的背景和翻譯理念則有所不同。我和喬志高差不多年代，都讀過幾年文言文，因此覺得他把The Great Gatsby這個書名翻成《大亨小傳》很好，就像林琴南把David Copperfield翻成《塊肉余生記》，真是太漂亮了。有一個大陸版就照字面直譯為《了不起的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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