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中國翻譯的發(fā)展歷史嗎？正朔翻譯公司來為您詳細解說
中國的翻譯理論和實踐在世界上有顯著的地位?！抖Y記》已有關于翻譯的記載?！吨芏Y》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譯官之總稱?！抖Y記·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為了”達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專人,而”北方曰譯”。后來，佛經(jīng)譯者在“譯”字前加“翻”,成為“翻譯”一詞，一直流傳到今天。

在中國，佛經(jīng)的翻譯自后漢至宋代，歷一千二三百年，這樣歷久不衰的翻譯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從實踐中產(chǎn)生的理論，也以佛家為最有系統(tǒng)，最深刻。晉代道安(314～385)主張質，即直譯。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漢文翻譯佛經(jīng)時，有五種情況允許譯文與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種不容易做到的情況。苻秦的鳩摩羅什(344～413)則主張除“得大意”外，還須考慮到“文體”。他說：“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貴，經(jīng)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隋代彥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論,他主張直譯,提出“八備”和“十條”。“八備”指翻譯者必須具備的八項條件;“十條”指他對譯文體例、格式的十種規(guī)定。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是中國翻譯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質并重，但似以質為主。他沒有留下專門闡述翻譯理論的文章?！斗g名義集》中記載了他的“五種不翻”的學說，指出有五種詞語只能譯音。北宋贊寧總結了前人的經(jīng)驗,提出翻譯佛經(jīng)的“六例”,詳細探討了翻譯中六個方面的問題。他給翻譯下的定義是：”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這個生動的比喻,說明翻譯是一種藝術(如翻錦綺),它將(語言的)形式加以改變(左右不同),而內容不變(背面俱花)。 由正朔上海翻譯公司采編

北宋(960～1127)初期還有翻譯活動,以后逐漸衰微。它的重新興起始于明代(1368～1644)永樂五年(1407)。那時由于對外交通的需要,創(chuàng)立了四夷館,培訓翻譯人才。明代末期，西學東漸，翻譯工作更活躍起來。但此時翻譯的方向已完全改變,不再是印度的佛經(jīng)，而是歐洲的天文、幾何、醫(yī)學等方面的典籍，中國翻譯史已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譯家對翻譯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說：“且東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仍多闕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圖;肆筆為文，便成艱澀矣?！边@是說，中西語言結構不同，文章脈絡不同，西方有的術語為中國所無，口頭解釋一下還可以做到,筆譯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同時代的一位中國科學家李之藻(?～1631)在描寫當時外國傳教士的譯書態(tài)度時說：“諸皆借我華言，翻出西義而止，不敢妄增聞見，致失本真?！贝藭r的翻譯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譯相似，即中國學者與外國人合作翻譯，潤文的責任則放在中國學者身上。由正朔上海翻譯公司采編

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有識之士痛感學習西方之必要，翻譯活動又逐漸興起，在中國翻譯史上形成又一個新階段。馬建忠(1845～1900)強調譯事之難。梁啟超(1875～1929)鼓吹佛典翻譯之高明。畢生從事西方社會科學翻譯的嚴復(1853～1921)在幾篇序文里申述了他在翻譯中遵循的原則。在《天演論》序中他說：“譯事三難：信、達、雅。”“信”是忠于原作,”達”是忠于讀者,”雅”是對于文學語言的忠誠。信、達、雅雖然只三個字，但體現(xiàn)了作品、讀者、語言三者之間的關系。在嚴復那些譯本當中,《天演論》接近意譯,《原富》則近于直譯。他說：“是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于全節(jié)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為之，然于辭義之間無所顛倒附益。”不過他對本書“繁贅而無關宏旨”的地方，則又有所刪除。在《群己權界論》譯凡例中他說：“原書文理頗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譯，必至難索解人，故不得不略為顛倒,此以中文譯西書定法也?！笨梢钥闯?《天演論》是意在達旨的述譯,《原富》是辭義無所顛倒的嚴譯,《群己權界論》是不依文作譯的寬譯。但是不論譯法如何,有一點是始終如一的：即避免按字直譯，努力用新的詞或詞組以求詞義的全部傳遞。例如evolution中文沒有與之相應的詞,于是采用“天演”一詞;liberty這個法制觀念中國當時還沒有，于是用”群己權界”這一詞組。嚴復對于西文詞義的翻譯作出了可貴的嘗試，但是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開展。

“五四”運動以后，中國歷史進入了現(xiàn)代，翻譯的重要性遠邁前古。中國新文學的興起同翻譯是分不開的。第一個重視翻譯并大力加以倡導的人是魯迅。魯迅主張直譯。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在介紹外國思想以供借鑒的同時，還要通過譯文改造我們的語言。1931年12月28日他在給瞿秋白的信中談到嚴復。他說：“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jīng)歷史的縮圖。中國之譯佛經(jīng)，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范就在此。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仿佛他后來的譯書?！濒斞覆恢鲝堊g文完全中國化。不完全中國化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xiàn)法。”他認為中國語法不夠精密?！斑@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涂?！?由正朔上海翻譯公司采編

在主張直譯方面,瞿秋白和魯迅見解一致。他說:”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來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chuàng)造出新的中國的現(xiàn)代言語?！钡撬瑫r指出：“當翻譯的時候，如果只管‘裝進異樣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里能夠說得出來，──那么，這些‘異樣的句法’始終不能‘據(jù)為己有’?！彼J為,“新的言語應當是群眾的言語──群眾有可能了解和運用的言語?！爆F(xiàn)代許多翻譯家基本上都是直譯派。所謂“直譯”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刪掉;原文沒有的，不能增加。這與譯文的流暢與否無關。魯迅譯的《苦悶的象征》等書，文字就非常流暢，但仍然是直譯。所謂“意譯”是指對原文可以增刪。古代的鳩摩羅什屬于這一派。郭沫若一方面說：“我們相信理想的翻譯對于原文的字句，對于原文的意義，自然不許走轉，而對于原文的氣韻尤其不許走轉”;另一方面，他也主張:“我知道翻譯工作絕不是輕松的事體,而翻譯的文體對于一國的國語或文學的鑄造也絕不是無足重輕的因素。”茅盾更是簡潔了當?shù)刂赋觯骸胺g文學之應直譯，在今日已沒有討論之必要。”他又說：”‘直譯’這名詞，在‘五四’以后方成為權威。”傅斯年、鄭振鐸、周作人、艾思奇等都主張直譯。因此,可以說,在近現(xiàn)代中國翻譯史上，直譯是壓倒一切的準則。

比較歐洲和中國翻譯的歷史，以及翻譯的理論，可以看出，東西雙方探討的問題基本相同。雙方都討論翻譯的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也討論直譯與意譯的問題。但是雙方也有不同之處。西方談翻譯理論，偏重于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以及可能的程度。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文學翻譯難,科技翻譯易。直譯與意譯問題,也偶爾涉及;但不是重點。在翻譯的基礎或背景方面，歐洲與中國不同。在歐洲，除了最早的希伯來語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語系的語言之間的互相翻譯。因此才產(chǎn)生了某一些理論家主張的翻譯三分法：一，翻譯;二，變換;三，逐詞對照本。這種三分法對中國是完全不適用的。中國決不可能有變換。因為在中國幾千年的翻譯史上都是不同語系語言之間的翻譯，在同一語系語言間才能變換。中國偏重于直譯與意譯之爭，所謂文與質者就是。這是由于從佛經(jīng)的翻譯到現(xiàn)代科學文學著作的翻譯，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中西雙方的思維方式有所不同，在這里也表現(xiàn)了出來。中國討論翻譯的人沒有對語言本質做細致的分析，而是側重于綜合，側重于實際應用方面，因此談翻譯技巧多，而談抽象理論少。在直譯與意譯的問題解決以后，如何解決具體作品和文句的譯法問題將提到日程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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